我的考古生涯——张剑

我于1959年7月考取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洛阳市，在文博战线工作了45个春秋，先后任职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副队长、洛阳文物工作队党支部书记、洛阳博物馆馆长、名誉馆长。1994年评为研究馆员。下面谈谈我几十年的工作和收获。

一、主持重大的考古调查与考古发掘

（一）北窑西周墓的发掘

北窑西周墓的发掘，从1964年初到1966年夏，共发掘西周墓葬348座，车马坑7座，西晋唐宋墓15座。出土陶器、原始瓷器、玉器、青铜器等9500多件。北窑考古的发掘，使我进一步了解到洛阳西周墓葬的形制、葬式和随葬文物的特点，为我后来参与西周墓发掘报告的编写与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

（二）北窑铸铜遗址的发掘

北窑铸铜遗址位于洛阳北窑西周墓的南部，是20世纪70年代重要的考古发现，弥补了我国西周时期青铜铸造研究的缺环。1976～1979年，在洛阳博物馆发掘股贺官保同志的主持下，方孝廉、叶万松、赵振华和我参与了对该遗址的钻探和大面积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铸造青铜器陶范、炉壁残块、制范工具。通过整理，使我对西周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开辟了我在考古研究中一个新的课题。

（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的发掘

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是楚国早期墓地。1979年3～10月，由河南省文化局谭金升同志负责，组建了丹江水库文物抢救发掘队，我担任了此次发掘的技术指导，清理大中型楚墓9座、小型墓15座、车马坑5座。淅川楚国贵族墓葬，与中原地区春秋时期的墓葬有很大的不同，通过发掘整理使我对楚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我的考古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四）洛阳铁路编组站北站的发掘

1990年6月，为配合编组站的工程建设，洛阳市文物队和洛阳市文物二队组成了联合考古发掘组，我负责组织工作。在这里共发掘战国至元明时期墓葬500余座，出土有汉代青瓷罐、唐代彩绘陶器、三彩器、波斯银币、元代仿古黑陶器等重要文物，是洛阳20世纪90年代前后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在这次发掘中，我发掘了一座元代至正二十五年（1636）赛因赤答忽墓。该墓是洛阳古墓发掘中具有纪年、未被盗掘的重要墓葬。

（五）四次全市性的文物考古调查

1967～1985年之间，我先后参加过考古调查四次：第一次是1967年，配合涧西秦岭防洪渠扩建工程对其沿线的考察。第二次是1969年10月，配合焦枝铁路的修建工程对洛阳段沿线的考察，先后在孙旗屯东南发掘了西汉早期墓葬50余座。在东马沟遗址发掘清理了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墓葬11座。第三次是1975年底配合农田水利建设的文物大普查，第四次是1984年5～9月的文物大普查。这两次普查基本上摸清了洛阳地面上文物的现存情况，建立了地上文物的档案资料，确立了省、市、县三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参加筹备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展览

（一）全国九省市出土文物展览

1971年5～10月，在北京故宫举办的河南、湖南、湖北、山东、陕西、山西、甘肃、浙江、新疆九省市文化大革命中出土文物展览，河南省部分是由郭建邦和我两人具体负责。展品共148件，其中洛阳展出70多件。这次展出影响很大，前来参观的除中央领导以及全国各地历史考古专家外，还有外国使团，其中有以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馆长谢尔曼为团长的美国代表团，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与夫人也前来参观。

（二）洛阳出土文物展览

1972年4月，为迎接驻北京各国大使团到洛阳参观举办的这次展览，共分原始社会、夏商周、两汉至北朝、隋唐五代、宋四个部分，展出文物800多件。具体的陈列方案、展览布置和文字说明等，分别由徐治亚、陈长安、米士诫、苏健和我共同负责。此次展览恢复了中断六年的洛阳文物陈列。

（三）洛阳历史文物陈列

洛阳历史文物陈列是博物馆新馆建成后，经过历时一年的筹备，于1974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展出。展品1700多件，陈列按历史分期和朝代顺序共分为五个展厅，此次展览四个部分的内容设计、文字说明和布展，分别是由曾意丹、米士诫、苏健和我共同负责完成。这次展览文物之多，内容之丰富，前所未有，全面反映了古代洛阳人民的聪明才智与其伟大创造。

（四）古都洛阳秘宝展

为迎接洛阳市同日本冈山市结为友好城市两周年，洛阳市文化局应日本冈山市市长冈崎平夫先生的邀请，于1983年4月，在日本冈山市东方美术馆正式展出。展出重要文物120件（组），主要包括有两周时期的原始瓷器、青铜器、错金银铜器和铜制铲形钱币、两汉至北魏时期的彩绘壁画、彩绘陶器、画像空心砖和百戏、仪仗陶俑、唐代三彩器、宫殿建筑砖瓦等。基本上反映了洛阳建国以来考古工作取得的重要收获。蒋若是先生写了《中国古都洛阳及展品介绍》，黄明兰同志写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物的介绍说明，我写了西周和隋唐宋两部分文物考古发掘及其展出文物介绍。展览在日本历时七十余天，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好评。

（五）大三彩展

1989年4月，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应日本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的邀请，由洛阳博物馆、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辽宁省博物馆和日本泛亚，共同筹办的出国文物展。展品有唐三彩、辽三彩、波斯三彩、奈良三彩共一百七十件。其中洛阳唐三彩有五十余件，基本代表了洛阳唐三彩的全貌。展览筹备工作由我负责，展览之前出版了《大三彩》图录一册，其中《中国唐三彩概说》和展品文字说明是由我和余扶危、沈淑玲三人撰写，此次展览先后在日本东京、神户、名古屋、冈山等地展出。参观的日本观众达23万人，使日本人民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更为直观的了解，从而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

三、从事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

（一）编写大型考古发掘报告

编写《洛阳博物馆馆藏商周青铜器》《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大型发掘报告、《洛阳北窑西周墓》（与贺官保、陈长安、蔡运章合编）。我在《洛阳博物馆馆藏商周青铜器》一文中对每件铜器都作了时代判断，对铜器上的文字作了考证。如对一件馆藏的西周方彝铜器，先将该铜器铭文中从兽从匕的字释为“牝”，并根据该器铭文中的“叔牝用王姒赐贝”铭文，按铜器均以铜器的制作者而命名，将该器的原名“王姒方彝”，更证为正确的“叔牝方彝”。又如我撰写的《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除对该墓的形制和出土随葬品作了详细报告之外，又对曹魏时期的墓葬特点进行了全面论述，为曹魏时期墓葬断代提供了重要的标尺。

《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大型发掘报告，此书我是其中主要编写人之一，撰写了五组墓中的四、五两组，包括了两座大中型墓和两座车马坑。此报告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楚文化研究有其重要的意义。1993年被评为河南省社科一等奖。另一本发掘报告《洛阳北窑西周墓》，于1998年4月文物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初稿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由贺官保、陈长安、蔡运章和我四人写好。最后定稿是由我负责完成。我对原来初稿进行了重新编纂和材料的补充。洛阳北窑西周墓的发掘是我国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对研究我国西周时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编写大型文物图录和历史考古专著

1983年以来，我先后编写了图录三册，历史考古专著一册。三册图录是：1983年初，编写的《中国古都洛阳秘宝展》（与蒋若是先生、黄明兰先生合作）。1988年3～10月，洛阳唐三彩到日本展出的筹备期间，洛阳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和日本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合作编写出版了《大三彩》一书。其中和余扶危、张乃翥、叶万松等四人合作编写的《洛阳历代墓志辑绳》，《唐三彩的概述》是我和余扶危两人执笔撰写。展品解说是我和沈淑玲合作写成。1990年底至1994年4月，我和余扶危、张乃翥、叶万松四人合编的《洛阳历代墓志辑绳》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洛阳博物馆旧藏和新发掘出土的西晋至明清墓志840余方，在编写中，我对每块墓志进行了认真的核实，洛阳出土墓志一书为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和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珍贵资料。

《古都洛阳》是1984年由洛阳文物队组织编写的，初稿完成后，由于经费困难未能出版，后为迎接国庆五十周年献礼，我和余扶危两人负责，在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重新编纂，并增加了近十几年的考古新资料，在洛阳市文物局的支持下，该书全面介绍了洛阳历史考古和文物古迹，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三）编写文物考古工具书和考古资料条目

1991年下半年，我编写了近20万字的《洛阳历史考古文献目录》（1910～1990），该书搜集了有关洛阳地区历史考古方面的文章4000余条，书后还附有洛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洛阳市文博考古工作大事记，为从事历史考古研究者提供了一本重要的工具书。

1999年年初，我和余扶危编辑了《洛阳出土墓志目录》。此书的初稿是在原博物馆资料室资料编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出土墓志1000余条，总共收录条目4400条，每条内容包括志文题首、志文撰写人、墓主卒葬年月日、出土时间地点、志石收藏单位、著录书目页码等，文字总数80余万字。

撰写了《洛阳卒葬地资料汇编》《洛阳市志·14卷文物志》《洛阳馆藏文物》《洛阳文博考古工作大事记》《河南文物志》，参与撰写了洛阳出土的110件精品文物的说明，《新编全唐五代文》《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洛阳先秦金属铸币》的介绍说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撰写了《洛阳古代音乐文物》20余条，2万余字。

（四）撰写历史考古研究论文

《隋唐洛阳含嘉仓》《洛阳新石器考古综述》（《华夏考古》1999年2期）、《九朝故都考古述略》（《中原文物》1983年4期）。

《洛阳两周时期的考古概述》（《洛阳考古四年》科学出版社1996年）。

《洛阳夏商周考古综述》（《洛阳博物馆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试论夏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96年9月）。

《论西周燕国殷遗民的政治地位》（《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3月）。

《从考古发现谈洛邑成周的铸铜和制陶手工业》（《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10月）。

《安阳殷墟商文化对洛邑成周西周文化的影响》〈2007年11月在河南省安阳市召开的国际河洛研讨会上的论文〉。

《从考古发现谈东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2008年8月在河北省邯郸市召开的赵文化研讨会和中国古都学会年会论文）。

《古都洛阳在东周时期的历史地位》（在河南省巩义市召开的国际河洛文化研讨会论文）。

《西周洛邑城址考》（与李德方、叶万松合作，《华夏考古》1991年2期）。

《关于北魏里坊的几个问题》（《洛阳考古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96年）。

《关于唐代里坊的几个问题》（《河洛文化论丛》二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

《从墓志谈唐代东都郊区县乡里村与唐墓的分布》（《洛阳大学学报》1992年2期）。

《关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的几个问题》（《夏商周文明研究——1997年山东桓台殷商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9月）。

《洛阳西周墓葬的考古分类》（《考古与文物》2002年先秦篇增刊）。

《洛阳东周时期墓葬的分类》（《洛阳博物馆4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

《淅川下寺楚墓的时代与墓主》（《中原文物》1992年2期）。

《唐三彩概述》（《中原文物》1994年1期）。

《叔牝方彝考释》河南省考古学会专辑1986年）。

《洛阳传世的西周青铜器研究》（《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

《洛阳西周青铜礼器研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35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西周时期诸侯国铜礼器研究》（《西周文明论集——1996年洛阳国际西周研讨会论文》朝华出版社2004年1月）。

《齐侯鉴小考》（河南省考古学会专集，中原文物1981年）。

《东周国都洛阳青铜器研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40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淅川下寺楚墓青铜器铸造工艺》（《楚文化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6月）。

《巴蜀铜礼器和兵器的探讨》（2000年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70周年纪念暨国际殷商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

《东周时期洛阳王畿钱币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00年3期）。

《试论洛阳在西周时期的历史地位》（《史学月刊》1991年2期），以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为依据，提出了洛阳成周是西周时期的重要国都所在地的论点，在历史考古学界引起了共鸣。

《西周时期洛邑成周殷遗民考察》（《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95年8月）一文，首先对殷遗民墓和周人墓作了对比区分，其次从文献记载、洛阳传世青铜器铭文以及殷遗民墓的情况，深刻论述了西周时期洛阳殷遗民的社会地位。

《从建国以来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论洛阳西周时期的居民》（《中国古都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该文广泛搜集出土和征集的西周金文资料，结合甲骨文和文献资料，详细考察了西周时期洛邑的居民构成。

《从淅川春秋楚墓的发掘谈对楚文化的认识》（《文物》1980年10期）、《楚国墓葬型制特点探讨》（《河南省楚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3年）。通过与其它地区楚墓和中原地区的春秋墓的对比，揭示了楚文化与周文化的不同特点。

《洛阳秦墓研究》（《考古与文物》，1999年9期），是通过对洛阳秦墓的发现、秦墓型制的分类和出土器物形制分型分式，以及对洛阳秦墓与中原战国晚期墓和陕西秦墓的对比，得出洛阳秦墓非常特殊，它既有别于洛阳战国晚期周人墓，也有别于陕西秦墓特点的秦人墓葬。

《洛阳墓志卒葬地与洛阳历史考古》（《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朝华出版社2002年3月）一文，是我在编写《洛阳墓志卒葬地资料汇编》中，根据墓志的卒葬地和墓志的具体出土地点，对洛阳古代都城里坊制度、洛阳都城京畿的行政区划、地理山川形势、帝王陵墓的位置以及一般贵族墓葬的分布等，一一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基本上确定了城内里坊各自的县辖归属，找到了隋唐城郊区县乡的区划及其位置所在。

《洛阳西周墓陶器探讨》（《中原文物》1993年1期）一文中，通过西周墓陶器的出土与分组分期和陶器类别的分型分式，总结出洛阳西周墓陶器具有周人与殷人两种不同类型的组合，其陶器的器形既有殷商文化的因素，又有周文化的因素。由此可知，洛阳西周陶器是由商周两种文化发展而来。

《洛阳西周原始瓷器的探讨》（《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一文，对洛阳西周墓出土的大批西周原始瓷器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根据瓷片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能、烧成温度、瓷釉成分与颜色以及这批瓷器的器形等，再与其它地区的原始瓷器进行对比，认为西周原始瓷器与商代原始瓷器存在着共同的渊源关系，和北方各地出土的西周原始瓷器同属于北方系统，与南方同时期的瓷器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它应该是由北方洛阳地区烧造的瓷器。

《洛阳古代青铜器概说》（《河洛文化论丛》第四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5月）一文对洛阳出土的全部青铜器，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文章按时代的早晚，详细介绍了洛阳青铜器的出土，对青铜器本身进行了科学的排比分类，深入地研究了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的时代特征和其演变规律。充分表明，具有悠久历史并作为三代国都的洛阳，既是我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又是我国出土青铜器较多的地区。

《商周柄形玉器考》（《三代文明研究》1998年山东邢台国际夏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在详细叙述建国以来各地出土柄形玉器情况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了柄形玉器的分布范围、所在墓中的位置、所在墓的时代和墓主人的身份以及这些柄形玉器的形制特点，可以看出柄形玉器主要是用于奴隶主贵族显示身份高低的礼仪用品，其形制上更为接近几种礼器中的圭形器，所以这种长期未能命名的柄形玉器，应该正式命名为玉圭。

以上是我四十五年来文博考古工作取得的成绩。当我回忆自己的考古人生时，内心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快乐。今后，我要在“老有所乐”，保护好身体健康的基础上，仍要发挥余热，为文博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