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中原乡土 献身考古事业 ——记河南考古专家郑杰祥

1961年9月，郑杰祥得知毕业后分配回到河南，兴奋不已，立即打好背包，告别母校恩师，奔赴工作岗位，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所献身的文物考古工作。河南文物考古事业，内容丰富，门类繁多，就时代而论，从石器时代考古到革命文物工作，纵贯古今；就空间而论，地上古建、石刻，地下遗物、遗迹，遍布全省，对于这些，郑杰祥可说是“干一行，爱一行”，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领导安排他的任何一项任务。同年10月，刚刚办完报到手续，他就奉命出差到南阳地区，负责南水北调工程沿线的文物调查，对调查所见的各类文化遗物、遗迹，进行了详细的登记造册，首次把书本上所学的知识与工作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1962年，全省进行石刻文物大普查，他负责整理登记库藏石刻拓片，边工作，边学习，很快掌握了金石学方面的基本知识。1963年，他为全省文物工作人员培训班讲授石刻学，颇受学员欢迎，自己也很受教益，同年发表了《南阳新出土的东汉张景造土牛碑》论文，此碑是我国解放以来出土的第一块汉代碑刻，因此而引起当时金石学界的极大兴趣。以后随着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开展，郑杰祥中断了数年的业务学习。1969年，上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为配合焦枝铁路建设，他奉命负责从焦作至黄河岸边铁路沿线的考古发掘工作；接着他又参加了淅川县下王岗大型遗址的发掘，并在新野县清理了我省唯一的一座春秋时期曾国贵族墓葬，在潢川县清理了我省第一座春秋时期番国贵族墓葬，还参与和主办了安阳、商丘、新乡、周口4个地区（当时全省共10个地区）的文物工作人员培训班，为培养文物干部作出了贡献。1974年，他接受从事革命文物工作的任务后，首先整理文献记载，经过认真察访，与永城县魏志亮馆长一起终于找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墓地，并且在省文物局大力支持之下，为其修墓建园，广植松柏，以表示对这位古代人民英雄的崇敬和纪念。此事为我国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得知，他立即题写“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之墓”碑文，刻石立碑，竖于墓前。现在此墓经过历年修缉，已是高坟大冢，松柏成林，屹立于豫东芒砀山麓，供后人瞻仰和怀念。

1977年，郑杰祥奉命参加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在这里随着参与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从此与夏商考古和夏商史学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在当年6月底的一天，在T16、T17两个探方中发现一边是生土，另一边是熟土形成南北走向的直线遗迹，大家被这条遗迹深深吸引，但是弄不清它是一种什么现象。正值此时，上级指示要求停止业务工作，全体回馆参加运动，当时正值盛夏雨季，遇上大雨冲刷，这条遗迹就会面貌全非，毁坏殆尽了。为尽量避免这个损失，他向领导请求自己能晚回去几天，继续发掘，以期搞清这条直线遗迹的性质。主持这项工作的安金槐先生当场同意，经请示上级批准之后，就立即留下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董琦先生继续这项发掘工作。记得那是7月上旬的一天，虽然赤日炎炎，但却是大地充满生机的季节。他与董琦在T16、17以南新开了T23、22两个探沟，经过一周的努力，很快在这里发现了一条南北向的城墙基槽，原来的那条直线遗迹正是这条城墙的西槽边缘。以后通过整体发掘，得知这是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堡基址，即现在学术界所称作的“王城岗城堡基址”，也是我国所发现的第一座被确认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较为完整的城堡基址，T22、23出土的城墙基槽，乃是属于这座城堡西城墙的一段基槽。其后不久，他又陪同贾峨先生和安金槐先生调查了文献记载的阳城遗址，城址尚存，规模宏伟，从春秋，经战国，到汉代的城墙，层层夯土，清晰可见。城址位于登封告成镇东北隅的阳城山麓，与文献记载的古代阳城地望完全相同；特别是当时在这里实习的辽宁大学的同学们还在城内捡到一些印有“阳城仓器”文字的战国陶片，进一步确凿地证明该城就是文献所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城，也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的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城。新发现的龙山文化王城岗城堡基址正位于阳城旧址的西南隅，其相对年代和所在位置正与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恰相符合，因此这座城堡基址的发现，就为寻找“禹都阳城”，进而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个发现，立即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郑杰祥也为参与发现此城所付出的辛劳而感到快慰！

王城岗城堡基址发现之后，为便于开展学术讨论，国家文物局于是在考古发掘现场召开了我国第一个研讨夏文化的盛会。会议在夏鼐所长主持之下，到会学者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充分阐述了自己对夏文化的看法。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邹衡先生首次提出了郑州商城为汤都亳邑、二里头遗址为夏代王都和二里头四期文化为夏文化的新说，此说是邹衡根据新出土的考古资料经过数十年的潜心研究所建立的夏商周考古学新体系的核心内容，因而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强烈反响。郑杰祥参与筹备并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聆听了各位专家的高见，虚心学习，收获甚丰，因此而成为他日后从事探索和研讨夏商文化的一个良好开端。

俗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进入20世纪80年代，当学术界掀起探索夏文化热潮的时候，人们也同样希望对这项工作的以往研究情况有所了解。适应着这个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郑杰祥在省考古学会会长许顺湛先生的支持之下，于1985年编辑出版了《夏文化论文选集》，以后又在“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资助之下，编辑出版了《夏文化论集》，该书是从我国现代考古学产生以来，学术界所发表的约600篇探索夏文化的论文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60余篇，按发表时间先后为顺序排列，编辑成册，最后附有历年来发表的研究夏文化的论著目录索引，它大致勾画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研讨夏文化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当时我国学术界在探索夏文化所持的各种观点。该书出版后，颇受学术界的欢迎，被认为是一部“学术水平较高”的编撰著作。

夏文化是夏王朝时期的夏部族所创造和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它是属于考古学范畴的文化。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探索夏文化的最终目的就是运用科学发掘的考古资料，去恢复夏代历史的真实面貌。基于这个认识，当郑杰祥由领导安排从田野发掘转入室内工作时起，就着手参考文献记载，整理考古资料，经数年努力，写出一部研究夏代历史的著作，这部著作后来定名为《夏史初探》，于1988年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夏史专著，该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首先根据文献记载，对夏部族的起源、夏王朝的建立及其兴衰过程，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认为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若干万年的原始社会至此结束，数千年的文明时代自此开始，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次该书通过对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内涵的分析，认为二里头文化正如邹衡先生所说，应当就是夏文化，该文化以二里头典型遗址而命名，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伊、洛平原之上，这里是二里头文化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也正是文献记载的夏王朝长期的政治中心区。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群，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我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群；该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群，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青铜器群；所出土的铸铜、制骨和大型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作坊基址，也是迄今所见我国最早的大型铸铜、制骨和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作坊基址，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二里头遗址应当就是夏代一座王都的基址。王都伴随着国家政权的产生而产生，是古代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聚落发展的最高形态，其规模和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的国家形态和整体面貌。二里头遗址以其规模之大，文化内涵之丰富，既是前所未有的，在现已发现的所有同时期的文化遗址中又是无与伦比的。结合文献记载，这座独一无二的王都的出现，反映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已经建立起来，当时的社会开始进入初步繁荣的文明历史的新时代。

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但是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两个既有着紧密联系而又性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要全面了解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还须认识它的起源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我国学术界所称作的炎、黄时代。为了解这个时代的社会状况，郑杰祥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之约，主编出版了《炎黄汇典·文论卷》，从20世纪100年来学术界发表的近400篇研究炎黄文化的论文中，选出50余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编成此书。他编撰此书，同时也是自己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对这个时代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他认为炎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从原始氏族制向着古代文明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变革的内容就是新、旧社会的交替，它充满着先进和落后、前进和倒退的尖锐而复杂的斗争。以炎黄二帝为首的原始部族首领，适应着时代发展的需要，带领广大部族群众，努力参与和推动了这场变革，从而把我国当时的社会迅速推进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他们的丰功伟绩，被当时的人们讴歌赞美，称颂不已，由于当时还没有文字记录，这些事迹只能口耳相传，晓于后世，因此这个时代又称之为传说时代。传说中显然有一些夸张的地方，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原始人总是把自己的首领歌颂为半人半神的人物，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所有原始首领人物的一般特征，黄帝等首领人物也必是如此。对于传说时代人物的事迹，我们固然不可全信，但也不应完全否定，因为这个时代是客观存在的。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只有通过当时的广大部族群众，特别是首领人物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变革。人类也才有可能健康地步入文明时代。

与此同时，郑杰祥在继续学习的基础上，又应江苏教育出版社之约，创作出版了《新石器文化和夏代文明》一书，该书对中原地区这个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众所周知，经过几代考古学者的努力，中原地区从新石器到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发展序列已经逐渐明确起来，这个文化发展序列具体说来就是裴李岗文化、中原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该书通过对这些文化内涵的分析，认为在距今8000年至6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原始农业已经初步发展起来，适应着农业生产的需要，人们从以前的游牧过渡到以母系氏族制定居的村落生活，粮食需要蒸煮才能成为食品，于是人们发明了烧制陶器的技术，这为冶金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进入距今约5500年左右的中原仰韶文化中期，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财富有了剩余，这些剩余财富不再平均分配于每个社会成员，而开始成为少数人以后普遍地成为人们的私有财产。为了维护和增加这些私有财产，产生了以父系为主体的家庭，私有制逐渐确立起来。进入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左右的河南龙山文化时期，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口迅速增多，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部族各级社会组织不断建立和完善起来。各个部族都是一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都在努力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领土和势力范围，各种冲突迅速加剧，城址是当时最先进的防御体系，于是中原地区出现了第一次建城高潮。不过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族之间的接触也日益频繁，人们要求安定、统一的愿望也与日俱增，适应着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生活于颍水流域的夏部族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统一了以中原为主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夏王朝即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是在原始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我国历史上的原生国家和原生文明，也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作为新生事物，它具有较多的原始性，但与原始社会的部族组织已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对原始社会部族组织经过彻底改造而建立起来的新型的社会组织机构。根据对二里头文化内涵的分析并参考文献记载，郑杰祥提出了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世袭制的、政权和族权牢固结合的、崇尚礼制的、相对统一的中央王权的形成，是建立于中原地区夏王朝国家形态的五个基本特征，也是判断我国最早的国家政权出现的五个主要标志的观点。

《尚书·多士》说：“殷革夏命。”夏王朝被商王朝所取代，而且“殷因于夏礼”，商文化也是在夏文化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二者紧相衔接，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因此探讨夏文化，就必须研究商文化，特别是需要研究早商时期的文化，早商文化的论定，就解决了夏文化的下限问题，也就是从考古学的角度解决了现在学术界所说的夏、商分界问题，这是探讨夏文化的理论基点之一。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近年来对于早商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现已发现的二里岗一、二期文化为早商文化，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属于这个时期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垣曲商城等几座城址，学术界也认为其中的一座当为商初的亳都。邹衡先生提出“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也说郑州商城“为汤所居之亳，……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郑杰祥认为郑州商城以其时代之早，规模之大和文化内涵之丰富，均在上述几座商城之上，因此汤都郑亳一说是完全可信的。二里岗早商文化和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邑的论定，为研究整个商代历史奠定了基础。但是任何阶段的历史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变化和发展的，掌握商王朝的存在年代和领土范围是研究商代历史的必备条件。为此，郑杰祥应约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工作，并出版了《商代地理概论》一书，对商王朝后期的地理状况进行了探索。该书通过对殷墟卜辞所记约300个地名地望的考证，大致揭示出了卜辞所记商代后期以王都殷墟为中心的区域地理信息。并通过对一些互相系联的地名考证，提出了商王田猎区当在今河南濮阳一带的新说，又认为商代■水当即后世的卫水，还对商代部分黄河故道进行了讨论。总之，该书是一部“20世纪研究商代地理的最新著作”，迄至今日，仍然位居这个研究领域的前列。

近年来在河南中西部山区发现了众多的岩刻符号又称作“岩画”，2004年6月，郑杰祥应岩画的最早发现者刘俊杰先生和《郑州晚报》社之约，前往禹州具茨山进行实地考察，看后立即对记者说：这是河南考古工作者接触到的全新的考古资料，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2008年12月，郑杰祥在参加禹州市岩画研讨会上认为：具茨山发现的岩画填补了中原地区岩画的空白，而且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区特点。2010年4月，郑杰祥在参加新郑市的岩画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中，首次提出具茨山发现的个别岩画，与大汶口文化中一些陶文符号相类似，都应是古代人们祭祀日出时的象形，也应是两地文化互相交流的产物。2011年4月，郑杰祥应约考察方城岩画后的研讨会上进一步认为：中原地区的岩画分布面积广，且又数量多，时代或有早晚，内容不尽相同，但多数应是古代这里从事农耕生产的人们所创造出来的农耕文化的一种形态，其内涵可能与当时的占卜和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这批全新而且特殊的考古资料，他首先从某些岩画个体着手进行研究，然后计划从个体到一般，对其整体进行深入探讨。

多年来，郑杰祥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研究，已经出版论著三部，编撰著作三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这些著作和论文曾获得“河南省优秀社会科学论著一等奖”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贡献奖”等多种奖项；他现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郑杰祥现已年过七十，垂垂老矣！但深深感于党和国家以及各级领导的培养和关怀，他还在努力学习，以期在有生之年继续为我省考古事业尽一些应尽的责任，做一些有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