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考古专家温玉成

温玉成先生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同年分配至洛阳市龙门石窟研究所工作，历任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研究员。40多年来，温先生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国凡有石窟造像、著名佛教寺院的地方，都留下了他调查的足迹。他出版专著9部，发表深层次探索佛教史的论文150余篇，在中国佛教考古学和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可谓佛教考古学研究的知名专家，曾受到阎文儒、宿白、周一良、任继愈、周绍良、季羡林等权威专家的赞扬，被称为“文革”前北大培养的“四大佛教考古学家”之一（另三位是敦煌樊锦诗、北大马世长、中国社科院丁明夷），多次接待过柬埔寨首相宾努亲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丹麦首相哈特林等国宾及各国驻华大使。

改革开放以来，他先后受邀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鲁迅美术学院等十几所大学讲学，又曾赴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及台湾、香港等地讲学或出席学术会议。1999年11月退休后，特聘为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少林文化研究所所长、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图书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编辑委员会委员、台湾《世界佛教美术图典》审稿委员、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文物鉴定研究室兼职研究员等。

一、奠定了龙门石窟研究的坚实基础

1.北魏——唐代年代序列的建立。在宿白教授指导下，温先生运用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科学方法，温先生完成了《龙门北朝小龛的类型、分期与洞窟排年》、《龙门唐窟排年》两篇重要论文，建起了中国石窟北魏——唐代的断代标尺，至今被学术界广泛征引，是高校相关学科的指定参考文献。

2.温先生对龙门石窟一系列重要学术问题作出诠释，超越了此前中、日学者的论述，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教授称赞为“新中国石窟寺研究的窗口”（《考古》月刊，1989年1期）。

3.《唐代龙门十寺考察》，通过文献及考古调查，确认了十寺的遗址，讨论了佛教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确认的密宗祖师善无畏葬地广化寺、金刚智葬地奉先寺，使日本高野山大学静慈圆教授虔诚感谢。日本真言宗总大本山会在两寺遗址树立了纪念碑（1988年11月15日）。温先生就龙门宝应寺出土碑刻撰写的《记新出土的荷泽大师神会塔铭》，纠正了胡适先生的一些错误，很快引起日本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柳田圣山、小野胜年等老一代专家亲自翻译、介绍。

4.中央宣传部统一组织的《中国美术全集》60卷本，温先生主编了《龙门石窟雕刻》卷；《中国美术分类全集》400卷本，温先生主编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龙门卷》。两书为研究龙门雕刻艺术提供了基本资料，阐明了美术学领域的基本观点。1965年，温先生还参加了龙门石窟被盗文物的调查工作，确认720处被盗的事实。

二、对河南省佛教考古研究的突出贡献

1.关于安阳修定寺塔等六座古塔的断年及研究。号称“全国现存砖雕艺术价值最高的唐塔——安阳修定寺塔”，其确切年代在何时，功德主苻某是何许人？众说纷纭。温先生在《豫北佛教文物丛考》中指明，苻某就是苻璘，该塔应造于公元783～795年间。宿白教授据此又作进一步研究，指出该塔造于公元782～783年间（《燕京学报》新15期，2003年11月）。另外，温先生论证嵩山法王寺塔、林州洪峪寺塔均为隋塔，而不是唐塔。沁阳邠国公塔，温先生考证是元大都大圣寿万安寺（今俗称“白塔寺”）坛主知拣和尚（？～1312年）的灵塔。汝州风穴寺的七祖塔，学者多以为是禅宗七祖。温先生考证确认是天台宗七祖可贞和尚（公元642～725年）塔。风穴寺的中佛殿有《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石碑，是由天台宗转为临济宗的四祖匡沼和尚（公元896～973年）所立。中国佛教史上都把“匡昭”写作“延昭”，而不知道是入宋以后为避宋太祖赵匡胤之讳所致。此错延用了一千多年。在辉县白云寺中，有五级方塔一座，上刻“遗山真隐”所撰《冠山寂照通悟禅师徽公塔铭并引》，这位“遗山真隐”就是金末著名文学家元好问，而徽公就是云门宗大师澄徽（公元1192～1245年），既补充了元好向文集之缺失，又补充了元初云门宗的历史空白。

2.浚县大伾山依山而雕的大弥勒佛，通高22.29米，是“中原第一大佛”。有学者断定为“唐代后期”所造。温先生在《浚县大弥勒佛及相关问题研究》中，指出大佛始造于北齐，历代皆有修补。

3.大福先寺原名太原寺，是女皇武则天为悼念亡母所造。温先生在《洛阳大福先寺考察》中，调查得知洛阳东郊“塔湾”即是大福先寺故址。明天启年间，洛河暴涨，冲毁了寺院及大塔。此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另外，温先生著《白居易故居出土的经幢》考证，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为白居易所书写。这是首次确认白居易的书法真迹，极为珍贵。

4.巩县、陕县、嵩县古寺址调查

巩县青龙山慈云寺，史料缺乏。有专家依据明代碑刻推断该寺建于东汉汉明帝时代。温先生在《关于青龙山慈云寺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该寺元代后期一度归白马寺管辖，始建年代不详。说它建于东汉，实乃一大误会。著名的空相寺，“失踪”了几百年。温先生在陕县西李乡支沟村找到了它，写了《传为达摩葬地的熊耳山空相寺》。温先生自2001年9月以来，三次深入嵩县白河乡八百里伏牛山中，考察了云岩寺遗址，证明这就是公元820年以后自在禅师所建的寺院。同时，还考察了慈光寺、红椿寺、演法坪、圣水寺、五顷寺和五马寺，写成了《伏牛山下古今传》的论文。

5.《玄奘生平中几个问题考订》，重点考证了“玄奘故里”是在偃师市府店乡滑城河村，不在缑氏镇陈河村。文献及文物都可以为证。唐高宗下令在玄奘故里所立的王行满书《圣教序碑》出自滑城河村便是铁证之一。

6.洛阳周边小型石窟调查。温先生先后调查了偃师市水泉石窟、孟津县谢家庄石窟和新安县西沃石窟。西沃石窟在黄河峭壁间，传说为隋代所造。1984年温先生冒极大风险，腰系绳索，攀缘而入，证实为北魏所造。《郑州晚报》发表了徐长青的报告文学《访黄河峭壁探古者》（1984年1月13日）。

7.温先生长期以来多次考察禅宗祖庭少林寺，发表了《禅宗北宗初探》、《少林寺与孔门禅》等重要论文5篇，专著《少林访古》一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夏维明（Meir Shanar）评论说：“少林寺最好的现代史是温玉成的《少林访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教授于2008年评论说：“温玉成对河南禅宗碑刻的遗迹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发现了新的禅宗资料，澄清了一些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解的禅宗史实（如北宗消亡的大致年代），解决了一些禅宗史上有疑问的问题（如神会的生卒年问题），这是禅宗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该书上市二三个月，便已脱销。

三、在全国各地石窟造像研究的重要收获

河北省、北京市及天津市：温先生的论文《迁安市万军山三世造像碑考察记》，首次揭示了河北省迁安市一通大型红砂岩造像碑，具有中印度艺术风格，其原型可能是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国大和尚浮图澄携来的。在该处建寺立碑者是雄踞渤海湾的辽西鲜卑大单于段波（段末杯），约造于公元330年前不久，填补了我国4世纪佛教造像的空白，是中国最早的野外大型佛教造像。

元氏县《封龙山禅窟考察记》，考证此处禅窟是道安等高僧坐禅之地，至迟造于公元351年，比著名的敦煌乐尊、法良的禅窟（公元366年）早15年以上。

正定县隆兴寺有《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碑，就是蒙元初年从克什米尔来华的高僧那摩，元宪宗蒙哥任命他为“国师”（公元1252年），比元世祖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还早8年。

1984年9月，温先生与高英民、刘建华等人考察了井陉县南障城石窟，确认为始造于宋真宗时期，明代续有雕造。

北京市海淀区西山农场车耳营村有一尊大石佛像，北京的专家们认定为北魏太和十二年所造，是北京地区最早的佛造像并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温先生观察后指出这是一件“赝品”！天津市蓟县盘山，有北少林寺遗址。这是元代少林寺住持雪庭福裕的弟子巢云云威主持的道场。

山东省：《青州佛教造像考察记》。是温先生应香港艺术馆邀请去香港演讲所准备的论文。为此，他在青州市及周边各县作了五天考察。他的研究，兼及文献、文物，大大地扩大了青州佛教艺术研究的视野，并究其底蕴。

长青灵岩寺，是我国著名的古刹之一。温先生著《李邕<灵岩寺颂碑>研究》，考证该寺约建于公元420年左右；隋代始建辟支佛牙塔；唐代北宗禅大师净觉传法于此。

2008年8月，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出土了石碑、金棺、佛牙、舍利。温先生考察后著文《于阗僧人法藏与兖州宋代金棺》，论证法藏入宋是“使臣”的身份。金棺图像中包含诸多于阗因素。金棺上的吐蕃形象的国王，很可能是古格王国国王柯日（法名意希沃）。这是宋代佛教考古的重大发现。

山西省：1987年8月，温先生考察五台山寺庙后撰写了《五台山与蒙元时代的佛教》，汇集了各种文献中有关五台山的史实。《五台山佛教札记》，注释了“慧印碑”，披露了八国联军之法军统帅巴饶游五台山的故事。《谈云冈石窟之开创年代》一文，认为云冈石窟开创于“神瑞”年间之说，不应轻易摒弃。公元444年时，大同附近已有禅窟。

陕西省：名震中外的扶风法门寺地宫，究竟造于何时？地宫布局是否是金胎合曼之曼荼罗？温先生在《韩生“法门寺文物图饰”跋语》中指出，地宫造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是依长安大明宫三大殿制度而分为前、中、后三室的。前室主要是唐高宗、武则天的供养品；中室主要是唐中宗的供养品。中室后门及后室，才是唐懿宗的供养品，依密教金、胎合曼布置。

吉林省、辽宁省及内蒙古自治区：高勾丽墓分期断年问题，在学术界分歧不小。温先生著《集安长川一号高勾丽墓佛教壁画研究》独辟蹊径，用佛教考古资料判断该墓造于公元400～430年间，是东北地区最早的佛教遗迹。

《高勾丽相之国》，指出高勾丽国的宰相有封国，称作“相国”，地址在今辽宁鞍山市西边高丽房子一带。

《鲜卑檀石槐东击倭人国考》，说明东汉时，“倭人国”不在日本列岛，而在辽宁义县北至阜新一带。

《谈王崇仁藏佛舍利五重宝塔》，论证该塔造于辽代前期，大约公元950年～1000年间，出土地点应在内蒙古赤峰市至辽西朝阳市之间。这是考察、研究过该塔的金维诺等20多位著名专家中，最准确最有说服力的结论。中央美术学院汤池教授、北京市石刻艺术馆吴梦麟教授皆予以充分肯定。2009年2月26日，文化部“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向温先生颁发了“学术贡献奖”。

江苏省：江苏省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自1980年公布以来，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巨大关注。关于造像的年代及内容，众说纷纭。其说从东汉到唐代，从佛、道到世俗皆有主张者，20年来，发表论文数十篇，莫衷一是。2002年5月，在“庆祝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成立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温先生发表论文《孔望山摩崖造像研究总论》，断定该处造像造于公元220～250年间；三大主像是东王公、老子及孔子。穿插了立佛、坐佛、供养舍利图像。用“仙佛模式”新理论，破解了孔望山之谜。论文被收入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佛教卷》（2008年1月）。

江苏省镇江市西津渡的过街塔，是我国现存唯一完整的过街塔。罗哲文先生断为元代。温先生在《镇江市西津渡过街塔考》中，论证它是元武宗下令创建于公元1311年，塔中所出二件铜制线刻曼荼罗，是元代唯一出土的曼荼罗文物，十分珍贵。

另外，温先生在连云港考察期间，得见一南朝青瓷造像，考证认为是释迦佛姨母大爱道比丘尼像，全国仅此一例。

湖南省、湖北省：岳阳市洞庭湖的君山上，有摩崖刻字二个，明清以来无人能识，称作秦始皇“封山印”或“道符”，1985年5月温先生考察后断言是8世纪的梵文。后经梵文专家巫白慧、黄心川、孙宝纲认定，是梵文“唵吽”二字。

天水麦积山石窟是我国四大艺术宝库之一。但其创建年代，众说不一。张锦秀编撰的《麦积山石窟志》第九章介绍温先生的观点云：“1998年，石窟考古学家温玉成来麦积山实地考察，后经多方考证认为‘麦积山最早的造像窟，出现于后秦姚兴弘始四至七年之际’，即把麦积山石窟开创年代初步判断为公元402～405年之间。”

1982年，青海省平安县出土一组六块汉代画像砖。其主像有人称作“月亮女神”，青海省文物处定为“仙人画像砖”。温先生认为，主像是菩萨像，肩有日、月，属“仙佛模式”，时代约在三国时代。

四川省、重庆市：四川省广元市嘉陵江边的千佛崖石窟中，有一处俗称“藏佛洞”（公元1842年造），一向不被重视。温先生考察后确认，主尊是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公元1716～1786年）的圣像。造此像者是四世章嘉活佛伊希丹毕坚赞（公元1787～1846年），是他在拉萨参加十一世************克主嘉措（公元1838～1855年）“坐床”典礼后，回京途中所作。这是全国唯一一处章嘉活佛的石窟造像。

在重庆市南岸弹子石镇的长江边上，有一尊高7.5米的石造弥勒像，号称“万里长江第一佛”，它的背面还有石窟一座。温先生指出，这是元末明玉珍“大夏”政权所作，具有“明教”性质，约作于公元1361～1366年间。

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窟，研究史已逾60年，但宝顶大佛湾，仍是研究之难点。围绕着这里是不是“完整的密宗道场”，长期争论不休。温先生以“毘卢佛头顶柳本尊像”为突破口，在《大足宝顶石窟真相解读》中，作了透彻分析，指出“这是赵智凤独出心裁，搜罗显密，融入已见的一大创作也，岂有它哉！”温先生的论文《大足龙岗山石窟考察记》，对大足龙岗山（北山）造像的年代与题材的论述，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谬误。

云南省：与内地不同，云南有一种“建国观音造像”，他头顶一块彩帛，手牵一条犬。温先生在《“南诏图传”文字卷考释》中指出，此人是名叫“观音”的婆罗门教徒。著名学者金克木先生早就论断过，除宋元之世广州、泉州等海港有婆罗门教外，婆罗门教未曾传入我国。温先生指出，南诏国自称“大封民国”，国王自称“大封民”，《南诏图传》上有人持“封民之书”，“封民”者，梵天（Brahman）之音译也。温先生在《读南诏德化碑小识》中，认定“阐三教”即儒、释、梵。他在《谈巍山寺址出土的大梵天像》中，辩识出混作佛像的大梵天像，为婆罗门教唐代已传入云南找到了考古学证据。大理出土的明代（公元1470年）造建国观音与夫人并坐像，彻底否定了此观音是佛教徒的论断。

福建省：在考察福建省永泰县名山石室造像时，温先生考证是我国唯一一处“白莲菜”造像，约造于南宋后期至元朝。在泉州市清源山碧霄岩，温先生断定是藏传三世佛（药师、释迦、阿弥陀）造像，完工于1292年。宿白先生看过资料后，书面表示：“温这个发现很重要，元喇嘛教造像此处是现知最南的一处。”在稍晚的鉴定会上，黄景略、王尧等先生也予以肯定。《泉州晚报》发表长篇报道：《温玉成笑谈三世佛造像》（1997年11月29日）。

泉州清源山老子像，号称“老子天下第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代定为“宋代”。温先生在《泉州老子像是元代的杰作》中，用碑刻资料等，充分论证它是穆斯林蒲寿成、蒲寿庚兄弟出资，造于至元21年以后的若干年内，纠正了“宋代”的误判。

四、对韩国佛教考古的研究

新华社1997年5月21日转发记者田健民的文稿《温玉成解开韩国国宝之谜》。说的是韩国扶余市陵山里古寺遗址中，1993年10月出土了一件国宝级文物“金铜大香炉”，韩国学者定名为“龙凤博山炉”（时代6世纪下半叶）。温先生在韩国讲学时，观察记录了该文物。回国后撰写了《谈百济金铜大香炉》，论证炉顶所立者是“天鸡”，不是“凤凰”。绕天鸡的五位奏乐者，是百济国土著的马韩族少女，整个炉表现的是朝鲜祖先诞生的故事（卵生说），反映了庄严的祭祖场景。韩国闻讯，为之轰动。《汉城日报》1997年12月18日用整版刊出了《是天鸡，不是凤凰》的专题报道。韩国美术研究所所长洪善杓撰文称，“温先生的论文终于破解了这件国宝的谜底”。

韩国庆州石窟庵，是世界文化遗产，造于公元751～775年间。据了解，自1912～1996年间，日韩等国学者共发表论文、图册300多件，但没有中国学者在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仅在《新罗统一时代庆州地区遗迹》条目中，有不足200字的介绍，连方位也搞错了。1996年6月15日，温先生有幸被特别允许进入窟内拍照、记录达3小时之久。温先生撰写的长篇论文《韩国庆州石窟庵的原型探索》，2001年12月在新加坡大学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指出这种以十一面观音为中心的布局，来源于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为击败契丹叛乱，由康法藏和尚所作的“十一面观音道场”。新罗国顷力作此石窟，也是为了“摧伏怨敌”倭寇。

五、温玉成在佛学研究上的理论创新

温先生长期从事佛教考古学研究，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取得真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教授在1997年评价说：“温玉成先生是我国自己培养起来的中青年学者。他从60年代起就致力于佛教考古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一特长，使他能够充分利用现已发掘到的各种石刻铭文墓志，去补文史藏经材料的缺陷，并将两者对照起来研究，发前人所不逮、今人所不见之音声”（《佛学研究》总6期，1997年刊）。著名哲学史专家、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教授看过温先生的一些论文后感言：这使得中国“佛教史的一些问题应该重新进行研究”。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积累，温先生于1999年正式提出了“仙佛模式”的理论体系。公元1～3世纪中国人在接受佛教以后，从汉明帝晚期就开始以神仙为模式创作过中国式的佛像，它是与健陀罗、秣菟罗并存过的世界上最早的佛像之一。但随着“西国佛画”的传入以及佛道斗争的加剧，这种“仙佛”在西晋末年左右（公元3世纪末）消失了。

这一理论框架的建立，解决了许多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例如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孔望山造像、河南新密县打虎亭汉墓、青海平安画像石、湖北鄂州铜镜（佛兽镜）、日本三角缘佛兽镜、四川等地摇钱树上的梵形天尊（多被误称为“佛像”）等等。他还批评了热闹一时的“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的错误学术观点。

温先生依《后汉书》等考证，证明火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早在东汉末年已秘密传祖籍入中国内地，三国时代蜀国也允许信奉火祆教。这把陈垣先生的“北魏说”（1923年），唐长儒（1955年）、饶宗颐（1978年）先生的“东晋十六国说”，又向前大大推进（《天神传入中国内地的最早史料》，2005年）。

温先生论证婆罗门教早在唐高宗时代就已传入云南大理地区，并与大乘佛教混合流传，为研究云南宗教史打开了一扇大门。

温先生还在多次讲学中指出，各地窖藏残佛像（成都万佛寺、曲阳修定寺、青州龙兴寺等等），下限都在北宋，用“战乱说”和“灭佛说”是解释不通的。他依据龙门石窟宋代题记提出了“圣葬说”，即举行法会，以葬舍利之仪埋葬那些残破佛像。

温先生今年恰七十大寿。去年六十九岁时跑了十二个省，他依然奉行“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治学格言。他虽学富五车，却仍孜孜以求学问的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