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树长绿 ——记著名考古学家杨育彬先生杨韶光

杨育彬先生，祖籍吉林省长春市，1937年10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分配到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工作。1971年单位合并，转到河南省博物馆，1979年被任命为考古部副主任。1981年单位分开，成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担任第一研究室副主任。1983年调任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1987年调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担任副所长、所长、《华夏考古》主编、研究员。兼任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考核委员、河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河南省钱币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考古学科规划组（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组副组长、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还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全国文博系统先进个人，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其简历被收录到美国传记中心（The 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出版的1996年《世界5000人士名录》（Five Thousand Personalities of the World）和1997年《国际知名人士词典》（The International Directory of Distinguished Leadership）。杨育彬先生在河南文物保护、考古调查、发掘和科学研究等诸多领域成绩突出，对河南文物考古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曾被河南省文化厅党组成员、河南博物院院长、研究员张文军先生誉为河南文物考古界的领军人物，这是很高的评价。

杨育彬先生重要的贡献是长期坚持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他的田野考古生涯是从1962年开始的，那年他参加了全省碑刻调查，这是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当年的中心任务，也是全国第一次文物大普查的延续。他只身走过许昌、平顶山、南阳等十多个县市。从春天到炎夏，从秋日到寒冬，这一年有10个多月都在田野调查，奔波于山水之间去摩挲石刻，徘徊在古庙之中而望碑兴叹，那时候还是生活十分困难的年月，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情，但这并没有影响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可以说当年的敬业精神确实令人感动。全省共调查登记了7439通碑刻，全面掌握了当时河南碑刻的遗存资料，如果考虑到一些碑刻遭到了后来十年动乱及其他的破坏而不复存在，这次调查的资料更显得无比珍贵了。

1963年春，配合豫西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他去偃师进行古文化遗址调查，发现了宫家窑仰韶文化遗址、南蔡庄及夏后寺二里头文化遗址，采集了不少典型的标本陶片，并做了详细的调查记录，其后进行整理研究，写了一篇题为《河南偃师仰韶文化及商代遗址》的考古调查简报，发表在《考古》1964年第3期上，这篇简报还曾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录到夏文化考古资料之中。同年8月1日，杨先生奉命急切赶到山西侯马参加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全国性考古发掘大会战，侯马考古工地除山西本省的人员之外，还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陕西、山东、河南、甘肃、广东、福建等省市数十位考古专业人员，集中发掘晋国晚期都城新田的铸铜遗址。这是他大学毕业后首次参加大型遗址的考古发掘，这里文化层堆积丰富，发掘出房址、水井、灰坑、窖穴、作坊活动面、窑址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的陶器、铸造铜器的陶范、熔炉和鼓风管残片，还有很多炼渣，涵盖了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即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初约200余年的时间跨度。侯马发掘是一次全国性的田野考古大竞赛，对每个考古发掘者都是一次专业水平的考验，来自文物大省河南的杨先生，带着使命感和荣誉感像参加大考一样，不敢有一点懈怠，这里的文化层与各种遗迹之间有非常复杂的诸多叠压打破关系，一个探方保留隔梁之后仅有16平方米的面积，竟会有20多个遗迹单位叠压打破在一起，探方内一片灰黑，在分析遗迹现象时，让人看得头大眼昏，这也正是极好的锻炼机会。在黄景略、叶学明等先生的指导下，逐渐克服困难，进入角色，取得了较好的科学发掘成果，在考古工地临时团支部给杨先生的鉴定中，就有一条“考古发掘质量较高”的评语。侯马发掘的半年时间，犹如参加了一期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的强化训练，大大提高了他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水平和分析遗迹现象的能力，为日后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时间紧，到12月下旬发掘还在继续，晋南刺骨的寒风和覆盖大地的白雪让人至今难以忘怀。

1964年上半年，杨先生参加了新郑郑韩故城的调查钻探和试掘，大致了解了这座面积约22.5平方公里东周郑国和韩国都城的平面布局，找到了宫殿、手工作坊、墓葬的方位和范围，为以后划分文物保护区，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加强文物保护创造了条件。同年7～8月，他又配合三门峡市一些工厂基建工程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出一批战国及汉、唐墓葬，有些墓的周围有围墓沟，有些墓是大墓道小墓室，出土一批典型秦人风格的陶器和铜器，有些陶器肩部或底部印有“陕亭”、“陕市”等陶文戳记，这不仅是器物产地的标志，也是研究当时社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营管理的重要实物资料。还有一批东汉墓内的绿釉陶器和建筑明器，唐墓内制作精美的铜镜和三彩器，都是重要的考古收获。三门峡墓葬的发掘，由于赶工期和文物安全，无论再晚，每一座墓葬必须在当天发掘结束。时值盛夏，骄阳似火直射竖穴土坑墓内，40多度的高温让人明白了什么叫挥汗如雨。

1965年11月中旬，杨先生发掘了上蔡城关宋墓，这是一座八边形仿木构建筑的砖室墓，该墓的砖雕壁画为当时的民间艺术创作，也反映了一些北宋晚期社会生活和服饰状况，尤其后左壁那件浮雕的镜台，采用一对可以活动的十字腿支撑，这种形制与禹县白沙一号宋墓后室壁画中的镜台，以及郑州南关外宋墓的砖砌镜台有所不同，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1966年春天，他参加了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考古调查、钻探和文物分布图的测绘，仰韶村遗址是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发源地，远在1921年就进行了发掘，是仰韶文化的故乡和中国的考古圣地，在4月下旬完成任务从仰韶村回单位后，一场始料不及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在破坏和横扫之中，考古资料成了废纸，古物陶片成了四旧，仰韶村遗址的图纸，记录资料和标本陶片至今不知所终，殊为可惜。

1972～1983年，杨先生先是参加后又主持了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可以说年年月月都有考古新发现。东城墙、南城墙、西城墙的解剖，搞清了城墙的形制和建筑结构，确立了始建于二里岗下层一期晚段的年代；东里路、城北路、顺河路十多座大型房址和几十处夯土基址的发现与发掘，表明宫殿区的所在和布局；黄河医院和北二七路的铜器墓，杜岭街和东南城角外侧的青铜器窖藏坑等处的发掘，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和其他珍贵遗物。把一座商代前期王都的轮廓，逐步清晰地勾画出来。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百项的考古大发现，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郑州的重要载体，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郑州商城的考古发现，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杨先生为此撰写发表了十多篇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报告、简报和20多篇学术论文，记录那十余年考古发掘的激情岁月。

1984～1986年，全国开展第二次文物大普查，时任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的杨先生，具体负责领导和组织了河南的这项工作。在省、地、县各级文物部门的努力下，全省共复查和新调查了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石刻及近现代重要史迹等不可移动的文物点28168处，征集登记流散文物7544件。这次文物普查的成果为1986年及其后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部分提供了资料，并于1991年率先在全国出版了《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时至今日，全国还有近20个省市自治区的文物地图分册尚未出版）。这为河南制定文物保护规划及文物法律法规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全省建设部门的建设规划、选址和设计提供可靠的科学资料。这部由杨育彬先生主编和全省文物工作者共同完成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出版之后，对配合京九铁路河南段、连霍高速公路河南段、黄河小浪底水库、南水北调丹江库区河南部分和中段干渠河南段等大型建设工程中保护文物起到了很大作用，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此外，1991～2000年，杨先生担任黄河小浪底水库联合考古队的队长，并担任平顶山应国墓地和焦作府城村商代城址发掘的田野考古领队，对上述三项大型考古发掘进行协调和现场业务指导。其中平顶山应国墓地被评为199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焦作府城村商代城址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杨育彬先生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著述甚丰，科研成果多多。出版独著、主编、合著、参编的学术著作15部，发表考古发掘报告、简报、论文150余篇。

出版的学术专著中有《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这是一部有关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资料性和研究性的著作，大量的图版给人们以形象化的解读，获1984年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郑州商城初探》，该书较早运用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资料，论述郑州商城的发现、营建、布局、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文化艺术、宫殿建筑、墓地和葬制，是一部有相当水平的研究专著。《河南考古》，该书50万字，全面深入展示河南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出版后受到专家和读者的好评，获1987年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这是国家文物局大型工具书《中国文物地图集》中有关河南省的一册，全书分序图、专题文物图、县市文物图和重要文物图301页，还有前言、概述、文物说明、文物单位简介等文字约130万字，该书是河南当代文化建设的成果和传统文化的积淀，是爱国主义教育和乡土教育的生动教材，是全省文物保护工作的一项基础工程，获1992年全国地图出版系统优秀奖和1993年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1)》，《中国青铜器全集》是中宣部牵头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重要门类之一，总计16卷，杨先生主编的《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1)》是其第一卷。该卷收录了近200件出土于中原及周边地区的夏商青铜器，并撰有专题研究论文，既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又有突出的美术价值。《中国青铜器全集》荣获1999年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20世纪是河南考古也是中国考古产生和辉煌发展的世纪，二三十年代，渑池仰韶村遗址和安阳殷墟的发掘，诞生了中国考古学。一个世纪以来，在河南有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该书对河南考古进行了系统而翔实的世纪性回顾与总结，不仅对中国古代文明探索有重要价值，而且也可望对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产生一定影响。《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获1997年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7年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1997年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河南考古探索》，这是一部关于河南考古研究的学术论文集，选辑了40篇文章约70余万字，内容分为综论篇、史前篇、先秦篇、其他篇和书序篇，重点是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夏商考古学文化相关学术问题的研讨，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该书获得2003年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另有《河南文物》一书，这是已送交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一部关于河南文物的研究性、资料性宏篇巨著，由杨育彬和张玉石、司治平、孙广清诸先生历时六年编写完成的，该书共三大本二十章，第一章为河南文物概述，分二十七节涵盖了27项研究专题，第二至第十九章为按县市分别专题介绍18个省辖市不可移动的文物点，每个县市为一节，每节又分历史沿革、文物点、文物资料目录索引三大部分，第二十章为河南文物附录，共分三节，内容包括河南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河南文物机构概览，河南文物工作百年纪事。全书约430万字，并有48页彩色图版和数十幅线图，全方位、深层次展示了河南文物大省的面面观。

在所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中，涉及到一些大型遗址的考古发掘和一些考古前沿课题的学术研究，其中也不乏一些力作，如《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河南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前瞻》、《碳14年代框架与三代考古学文化》、《河南出土夏商青铜器研究》、《郑州商城的考古学研究》、《郑州商城“亳都说”商榷》、《再论郑州商城的年代、性质及相关问题》、《偃师商城遗址研究序（二）》、《偃师二里头遗址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淮河流域古文化与中华文明》等，这些文章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多位考古大家的肯定。从上述文章可以看到作者的思路：二里头文化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经新砦期文化传承而来，这是一个完整的夏文化体系不同的发展阶段。始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偃师商城，是商灭夏之后所建最早的王都即汤之亳都。它出现在夏代晚期都城二里头遗址的旁边，昭示着夏商王朝政权更迭的完成，遂成为夏商文化分界的界标。通过对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的对比研究，可以区分夏文化与商文化；通过对偃师商城的研究，可以区分汤灭夏之前的先商文化和灭夏之后的早商文化。始建于二里岗下层一期晚段的郑州商城，比偃师商城晚一大阶段，按最新碳14测年，距今约3500年。据文献记载，商代最早的王都为汤之亳都，而其余的商代都城依次称为隞都、相都、邢都、奄都、殷都。所以除了偃师商城之外，包括郑州商城在内较晚的商代王都正式称谓就没有亳都的名分了。

杨育彬先生对河南文物考古第三个贡献是参与重大科研课题和项目的研究，1996～2000年参加了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工作，这是由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种学科相结合，集中一大批专家学者联手实施的系统工程，力求制定出有科学根据的“夏商周年表”。他担任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商前期年代学研究”的课题组副组长，协助安金槐先生并与多位青年学者在一起进行研究。该课题包括“偃师商城年代与分期研究”、“郑州商城年代与分期研究”、“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年代与分期研究”等三个研究专题。他在完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岗位工作的同时，努力支持并积极投入到断代工程课题研究中去。2000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并出版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报告（简本）》。夏商周年表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余年的年代框架，并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为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清晰脉络，打下坚实的基础。由于对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研究做出的突出成绩，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得国家科技部嘉奖，这是很高的荣誉。这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至今工程尚未完全结束，2006年11月，杨先生还参加了工程成果繁本的第五稿讨论。2004～2008年，他担任河南省重点科研项目《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的副主编，负责《文物典》中《古代聚落址卷》，《古代城址卷》，《旧石器卷》，《古陶器卷》《古陶塑卷》的组织、协调、审稿和校稿工作，并参与《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其他十多卷的审稿工作。这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大型文化工程，每一卷都有20多万字和400余幅照片，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还参与了《河南省文物志》2005～2008年的编辑与撰稿工作，负责河南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500多处聚落遗址、古城址、古瓷窑址、古冶铸遗址、古墓葬等重要文物遗存，还有自1921年到现在130余处重要遗址和墓葬的考古发掘等章节。全书约250万字，还有近千张照片，再现了河南丰富的文物资源和历史地位。

杨育彬先生在培养人才方面也贡献突出。多年来，他曾经在河南省文物干部各种业务培训班、国家文物局河南郑州培训中心和湖南板仓培训中心讲课，并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和郑州大学考古文博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上过课；作为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的考核委员，参加了在山东兖州和河南郑州先后九期全国田野考古领队的培训和考核，领队班的200多位被戏称为考古“新黄埔”的学员，如今都成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物考古部门的领导和业务骨干。他还多次应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郑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单位的博士研究生评审论文或参加答辩。作为年轻人的良师益友，他在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整理和科学研究等诸多方面，鼓励和支持年轻人出成果、出人才。曾为20余部学术专著写书序或书评，这些书多出自年轻人之手，在用心阅读之后，用画龙点睛的方式，彰显出每一部书的优长和价值，给予肯定和推荐，使之臻于完美和得到升华。这实际上是把自己当做一块铺路石，为年轻一代的考古学者提供一个继续前进的新起点。多年来，河南的考古发掘报告或研究专著，几乎每年都有1项甚至2项被评为全国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这除了在整理研究和出版上获得经济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将它们提升为国家级的研究项目，加快了人才的培养和成果的产生，具体展现了文物大省河南的学术地位。作为全国考古学科评审组成员的杨先生，也是功不可没。为此，2001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和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向他颁发了“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管理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

此外，杨先生还积极宣传中国和河南的古老文化，为促进中外交流做出贡献。多年来，在郑州商城或其他考古工地，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除接待国内专家学者和高等院校文物考古专业的师生外，还接待过日本、美国、韩国、法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的专家学者，进行现场参观、专业座谈、专题报告和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他还曾到韩国忠北大学博物馆、日本滋贺医科大学和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丹佛自然博物馆，还有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台湾大学、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等处，参加学术会议、作学术报告，进行学术交流，讲述河南古城址、古墓葬、古陶瓷、古玉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宣传和提高了河南的知名度。

远在1961年8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分配的时候，同学们提出了“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口号，这对学子们是一种责任和鞭策，也是儿女们对母亲的深情和承诺。对此，杨先生一直牢记心中。2008新的一年来到了，杨先生又在筹划编著一部《河南考古研究》的学术专著，作为2002年已问世的《河南考古探索》之姊妹篇。“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愿生命之树长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