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吏——究竟是个什么官？

古代官吏联称，官掌印发命令，吏执笔作文书，国家一般政务大多要经过胥吏的操作才具体而微，化为有形的书面指令发往全国各地，传达到社会各方面，实现朝廷的统治功能。

胥与吏的区别

吏广义上也是官的一种，狭义上指在官府中承办具体事务的人员，没有任何决策权，具体负责收发公文、保管档案、誊录文书、造报账册、处理各种文书等文案事务。吏是县衙六房的主要构成，清代州县除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外，通常还设承发房、架阁库、柬房、本房、书柬房等文书档案部门，又因事设房，名目职守非统一规定；各房之首为司吏、典吏，俗称“掌案”，督率一般书吏职掌该房文案，办理各繁巨琐碎的日常政务。

胥，广义上也是吏的一种，狭义上的胥则又有区别，所谓“处官府职薄书”者为吏，“任奔走供役使”者为胥。从身份上讲，胥既要听命于官，也要听命于吏，等次更低一档；从制度上讲，吏是一种固定的职，胥是一种轮换性质的差，是古代社会中农民服役的一种形式。在官府主要负责催征赋税、维持治安、把守关卡、看守仓库、看管和押解犯人、站堂、看门、传唤、传送文移，押解官府物品等诸多杂事。胥役本是被官役使的人，又可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纯受役使，在官府督促下从事各种苦重劳动，如河工、渡夫、纤夫等；另一种是在官府指挥下从事听差跑腿等杂事的走卒，后渐沦为官的爪牙，一部分隶属“班房”，俗称“三班衙役”，另一部分直属知县，如收发、值堂、跟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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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来源与地位

明清两代，中央设六部，地方设六房，而胥吏“由各处佥拨充役”，在官署任职。胥吏虽不是官或官方成员，只属“职役”，且被视为“贱役”，但后改为按国家额定编制（亦称“缺”）考取或招募，发给执照，有额设编制、管理规制，且有额定工食银两，所谓“一吏一役，银米皆有定数”，遂成为编制内的官府雇员。

本来杂役是由里甲轮流选民壮丁充当，有规定期限，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自愿充当的。自明代“一条鞭法”实行以后，充当走卒的役多改为由官府雇用，享有一定的工食银米待遇，渐渐成为职业的役；这种职业的役则不再是普通的被役使的人，有的发展成为普通民众的对立面，是所谓“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鲜有不为民害者”的一批。身为官府走卒的役，这些役在官吏群体中的地位最低，他们不但受命于各级官员，而且还要受制于吏典。职业的役，服务于官府是他们的经济来源，官府经常向他们施发淫威，一事办得不妥或不力，除被辱骂之外，往往会被打板子。然而，这些官府中走卒之役虽经常挨打受骂，但回过头来对平民百姓有时却像野兽般疯狂。明人有诗云：“昨当租吏来，宰割充盘几。吏怒反索金，黎民那有此？”、“薄诉吏转嗔，锁缚不复视。”生动地刻画出这些“奴仆之体”的“奴仆皂隶人等”的嘴脸。

胥吏与官的关系

吏是操办具体事务的人员，从地位上看，吏也属于“官役”，是一种下贱的人，当时的职官往往“视吏卒如奴仆”。在官的眼里，他们是奸贪的化身，是“百端作弊，无所不至”，“仁义礼智之道同于圣贤者，丧之尽矣”的一群。由于他们明习法令，熟悉政务，虽受官讥斥，但官离不开吏，吏也离不开官，进而双方构成一种既相互利用又相互防备的态势。

从表面上看，吏的地位低下，官可以随意辱骂责打他们，但实际上吏也想方设法地愚弄官。官和吏在古代政治体制中是最重要主体，两者既不能合又不能分。论地位，吏也是国家征上来的劳役，时人以“狗吏”称之，长官视之为奴仆则为干吏臣，长官施之辱骂笞杖则为善驾驭。论权力，他们只负责抄写文书，只有办事责任而无决策权力，地位低下，权力微弱，但却也不是任人摆布，吏有实职，有时甚至是掌有实权的微贱之人。官行使职权离不开吏，以常换客乡之官而临常在土著之吏，以不谙熟当地钱粮刑名而驱役掌握案卷和情况的吏，本就不是一件易事。若遇上吏胥“上恃官府之威，下怀肥已之奸”的情况，非但害民而且坏官。如遇上险恶的吏，“官之长短反为吏把持，噤莫敢出声”，官反成傀儡。所谓“官看三日吏，吏看十日官”，是官与吏处在荣辱与共、驽驭与挟制、操纵与反操纵的矛盾共同体中。从制度上看，从中央六部和州县六房这个行政结构内，即便是“为官任事者，略不经心”，或“临政之时，视手高坐”，还可以“谋由吏出”。吏存在的现实，给官施政带来诸多便利，也带来许多问题。吏缘为奸是古代朝野公认的现实，朝廷再三要求官严格驭吏，采用重惩贱视的办法，但古代吏缘为奸的状况从来就没有清除，反而愈演愈烈，成为困扰古代政治的重大棘手问题之一。

胥吏的职业特点

州县衙门书吏都有编制，编制内的为“经制吏”，每州县不过十几人，后随着人口增加、社会发展，衙门事务越加庞杂，就召不少“贴书”、“贴写”、“帮差”等名目人员，总称“非经制吏”。还有很多人为了逃避官府差役，出钱在衙门书吏的“卯册”上买一个书吏的名义，这叫“挂名书吏”。所以实际上州县衙门里的书吏一般总有上百名，有的州县甚至可达一两千人。

理论上书吏应是当地百姓承担的一项差役，所以叫“吏役”。国家发放的报酬称之为“役俸”，有别于官员的“俸禄”。明代一般每月的俸米在一石到五斗之间，清朝改发银两，也不过每年十几两。书手、书办的待遇更差，每年只有七、八两“工食银”。到清康熙元年（1662年），以书办自有“陋规”收入为由，将其工食银一概革除。

作书吏待遇如此之差，又没有特权阶级的社会地位，但明清时却有很多人愿意做书吏。因为，做书吏有诸多好处。首先，作书吏就可以免除自身的其他种种差役，获得一个免役的权利。其次，书吏的社会地位毕竟要高于一般百姓，更重要的是，书吏有着弄权的好处，可以满足其权势欲望。再次，书吏毕竟是步入特权阶层的一个门道，明朝规定，书吏在服役供职一定年限后，经考核无过错，即为“考满”，可获得作官出身。最后，书吏的收入相当可观，虽官府发放的役俸、工食少得可怜，但按不成文的陋规，书吏每干一件稍涉钱财、或由他们出面的政府事务，都要从中得到点好处，算是没有明文规定的“手续费”。

由于以上原因，明清时书吏还是社会上一些识字人不错的出路。以至于明清时实际上书吏的位置都要用钱买，付出一笔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的“顶首银”才能名登卯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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